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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文鱼,说爱你不容易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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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文鱼”,是鲑科鱼类的总称

包括鲑鱼和鳟鱼


作为一名水产人,我爱三文鱼的理由,不限于它的美味和营养,更因它承载着我的信仰,让我读懂了行业的发展史,和未来一种憧憬。


1971年,挪威人Ove与Sivert Gronvedt兄弟在一座名为“Hitra”的小岛上,圈了几口网箱,将从河流中洄游至大海的幼鲑养在其中。历时18个月,这批鲑鱼生长至了12公斤,达到了与野生鲑鱼同等的上市规格。


Gronvedt兄弟这个偶然的创意在当地掀起了轩然大波,挪威三文鱼养殖的热情被点燃了。四十年间,生产商们在政府、学术界、金融界的支持下开疆扩土,攻克产业链各道难题,树立国际市场口碑,成就了当今价值150亿美元的产业。


近十年间,三文鱼行业的格局发生了巨变。以智利为首的新兴国家大量引进挪威技术经验和海外资本,其势浩浩荡荡,力图短期内在高端水产养殖业站住脚跟,与挪威分庭抗礼。加拿大、英国、爱尔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也纷纷加入了三文鱼养殖的圈子。而挪威本土的企业经历了大规模兼并整合,大者逾大,强者恒强。


毫不夸张地说,三文鱼是全球水产养殖产业中“最成功”的一条鱼,它成为了一个北欧国家的标志,成就了数十家全球百强水产企业。然而,我们看到的国外三文鱼产业,往往都是光鲜亮丽的一面,我们很少去挖掘他们背后故事,更无从知晓这个辉煌产业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代价,或又被怎样的道德与法律枷锁所束缚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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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全球最大的三文鱼企业挪威耕海公司(Marine Harvest)最新养殖设备“蛋型网箱(the egg)”的原型,代表了全球最先进的离岸水产养殖技术


挪威

成本上涨永远的痛


2017年,全球养殖鲑鱼的总量为220万吨,其中挪威的产量占了一半,约110万吨。而六年前的2012年,挪威产量首次超过了100万吨。近五年,挪威三文鱼增产基本停滞不前。


为什么?


因为挪威三文鱼养殖受其制度的约束。2017年,全挪威共有1,015张养殖许可证,每张许可证规定的“最大生物量(maximum allow biomass)”仅780吨。


我个人十分推崇挪威的养殖配额制度,因为它可以使产业发展完完全全在政府的导向下进行,充分发挥政府调控,实现可持续发展。但是,此举也有很大弊端,许可证(配额)会因其稀缺性而被疯狂炒高价格。


2018年6月份,挪威渔业部发放了1.2万吨的配额,以29亿挪威克朗的价格被14家企业竞标购得。其配额的单位价格相当于人民币20万元/吨,如同炒房,挪威三文鱼养殖业溢出的成本最后由市场来分担。


挪威三文鱼的成本约NOK 35/kg(约人民币28.5元/kg),已是历史的峰值。


“你喜欢吃鱼吗?”

“喜欢!”

“喜欢吃什么鱼?”

“三文鱼!”

“为什么喜欢三文鱼?”

“不止我喜欢,我的猫也喜欢!



另一方面,挪威三文鱼产量的增长已无法通过扩大养殖面积来实现,新型技术的应用将是其唯一的引擎。我看到几家挪威大公司投入重金研发离岸网箱和陆基循环系统,但这些高科技产品往往因短期收益率地下不被投资者们看好。我能深深地理解挪威企业家,知道他们在背水一战,别无选择。


这或许就是所谓的“政策倒逼改革”。我相信,我们的行业最终会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,先进、环保的模式终将取代传统式的生产,尽管市场和业内会发出阵阵质疑的声音,尽管途中会充满各种艰辛和未知的困惑。而挪威渔业便是发达经济转型升级的标本,从挪威三文鱼的身上我似乎看到了未来的影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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塞马克(Cermaq)公司的某处智利三文鱼养殖场


麦哲伦海

智利的最后一片净土


智利的三文鱼产业,不比挪威那般稳重有序。


智利产业崛起时间,仅十多年,期间却出现了两次重大;。第一次是2007年,传染性鲑鱼贫血症(ISA)血洗了所有智利养殖;第二次发生在2016年3月,智利海区爆发了史上最严重的赤潮,灾害延绵数月,上百万尾大西洋鲑接连死亡。


突如其来的灾难,打了生产商个措手不及。三文鱼养殖海区的水质不断恶化,威胁到了周围的贻贝养殖场。于是,有人开始抗议、对峙,甚至出现了封锁道路等极端行为,其中不乏绿色和平组织下的环保主义者。


同年,智利养殖大西洋鲑产量大跌20%,接踵而至的是,鲑鱼立克次氏体综合症(SRS)升级为棘手的流行病症。为挽回损失,智利养殖户被迫使用大量抗生素,三文鱼每公斤成本上涨了1美金!


“智利的水产业真的是太年轻了!”

“我们从未汲取过经验和教训,总是一次又一次重蹈覆辙!


“智利的水产业真的是太年轻了!” 智利三文鱼企业AquaChile创始人Victor Puchi说,“我们从未汲取过经验和教训,总是一次又一次重蹈覆辙!


因为药残,智利三文鱼至今无缘迈入欧洲市场。就连开放的美国市场,也不得不戴上有色眼镜。


智利政府痛定思痛,遂出台了新的政策:限制生产商提升养殖密度。政策推行没多久,各大生产商就发觉了问题。


“政策本身存在漏洞,这会引来投机者钻空子!备9綜EO Aarskog先生感慨道,“虽然政府规定密度不可超标,但有的人会增放网箱数量扩增产量,最后的结果将导致成本上涨,因为他们要购买更多的网箱!


同挪威一样,智利老区已无更多可开发的近海资源。


而智利南部的麦哲伦(Magallanes)至蒙特港(Puerto Montt)之间一千多公里的海区,有着5万多平方英里的面积,较湖大区(Los Lagos)多了一倍。这里的水质更加优良,流经的冷水团能抑制病原,更适合大西洋鲑的养殖。


麦哲伦海,被誉为智利三文鱼产业的“最后一片净土”。


当然,这里早早就被资本家盯上了。这一回,智利当局不再犯傻,配额的发放慎之又慎,企业的准入门槛、标准、条件比以往任何时期任何地点都要苛刻。


智利人心知肚明,这里将是智利三文鱼产业翻身的最后一张王牌,所以他们并不着急开发这片土地,而选择循序渐进,步步为营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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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利麦哲伦(Magallanes)区,也称第12号海区 


加拿大悲情

没完没了的原住民


在这个世界上,适合大西洋鲑生长的海区并不多,加拿大亦是其中之一。


当国际生产商兴致勃勃地带着资本和技术来到英属哥伦比亚,开发大西洋鲑的生产项目,麻烦事却三番五次来袭。


加拿大有一百多万印第安原住民,约占加拿大人口的3.5%。这些原住民虽获得了加拿大的国籍,但因种族问题,有时却不能获得与欧洲移民后裔同等的就业机会。


加拿大的法律把印第安人划分为“特殊人群”,赋予他们与妇女,残疾人同等的工作权利。这些印第安人以向政府争取更多权利为初衷,组成了名为“First Nation”的社团。


当本土企业家和外国投资者看上了加拿大海产资源,获取丰厚经济回报,原住民们似乎开始眼红了。


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。几年间,原住民与外企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,反而愈发升级。First Nation以企业家侵犯他们的家园为由,要求三文鱼企业“滚”回挪威去,更有甚者,他们霸占耕海公司办公室和码头长达268天之久。


虽然此事已交由加拿大法庭审理,但至今悬而未决,未来态势如何发展,谁都没底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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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西洋鲑,摄于温哥华岛附近的养殖场


规范乃大势所趋


上述扯那么多,只想说一个道理。一个行业的发展总要走很多弯路,总得有人付出代价,但却不可因一些问题质疑未来的规范性。


善于批判别人的人,往往意识不到自身的问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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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前19周,挪威向中国和越南出口鲑鱼的数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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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前19周,挪威向中国和越南出口鲑鱼的数量


上边的两张图,分别反映2017与2018年前19周,挪威向中国和越南出口大西洋鲑的数量。


业内人一眼就看明白其中的猫腻,2018年以前,中国进口的挪威鲑鱼大部分是从越南走私进来的。尽管中国政府逐步解禁挪威海产品,走私问题依旧是最大一颗毒瘤。


今年的三月份,广州海关查获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三文鱼走私案,案值6亿元。世界第四大三文鱼生产商,挪威萨尔玛公司(SalMar)的中国总代理涉案走私,被依法逮捕。


事情刚过去半年,很多人却已遗忘。而那些代表了进口商(有些是走私贩)利益的个人和学者,打着;は颜叩钠旌,反复纠结于小事,谴责国内合法生产商,败坏行业声誉,是不是有种“唯恐天下不乱”之嫌?


“标准”的诞生,是行业进步的产物。标准可以被质疑,但请就事论事,拿出科学实据。


我是乐观主义者,从事水产业这些年,我亲眼目睹了行业的进步。我相信,未来中国的海产品进口将更加规范,“标准”更详细具体,海外供应商、国内生产商、进出口商在中国的合法利益得以充分保障,总有一天,中国市场也能变成像美国、欧盟这般庞大而有序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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